奧姆真理教與我 Me and the Cult Leader

#北京電影節#開始是平和切入的，我都以為受害人要找教徒做朋友了。教徒也是從惜字如金變得侃侃而談，等他的戒備心放下了，受害者突然開始尖銳發問了，猶如當頭棒喝，教徒似乎開始為自己不知不覺被架到這個位置而後悔，觀眾也更多產生“為什麼要逼著他道歉”的想法。當受害人對教徒說，你去見你的父母吧，因為我想讓你把我感受的同樣感受一下，就表明了他的動機：他要的是讓對方對等感受痛苦和內疚，是另一種形式的復仇，他並不在乎該贖罪的人是誰。這也許是觀眾無法代入同情受害者的根本原因吧，可是，逼問答案的受害者為什麼無法獲得同情呢？好像受害者不夠理性了，太push了，就會天然失去道德高地，這又是什麼原理呢？因為他形象不夠討喜嗎？還是他並不是承受了別人施暴的後果就有資格去“施暴”罪犯的追隨者？復仇和道歉真的能100%對等嗎？

是受害者向加害者的追責嗎，好像不是，是受害者與受害者的對話嗎，好像也不是，反而在一段又一段的對話中，荒木的形象是一個將一生孤注一擲的中年男人，孤寂與空虛得讓人心生憐憫，而阪原的形象則模糊得多，甚至有幾刻顯得咄咄逼人，而這肯定不是導演創作的目的才是，就這一點來說，電影是失敗的。#BJIFF2021#

荒木浩的臉和神色讓你很難相信他是一個邪教幹部，分分鐘都在敲打你的神經，提醒你的刻板思維和想象是多麼可笑。荒木與地下鐵沙林事件的受害者阪原的關係貫穿全片，他們之間的相處很奇特，更像是朋友，阪原外向積極談話主動，荒木內向寡言卻也不拒絕溝通，他們一起郊遊，坐新幹線，購物，逛優衣庫，去看荒木兒時的所在，阪原像個撬蚌的人，不斷在言談中探究進退，這個過程非常地磨人，應該能把很多觀影人磨睡過去，最後，當荒木放下心結決定回家探望父母時，前面的所有瑣碎平淡一股腦地變成某種巨大的情緒的力量衝了過來。霞關站，記者們的攝影器材和錄音筆統統懟在荒木臉上，我對荒木的的看法從最開始的“可怕”、“虛偽”到隨後的“一個落入信仰陷阱，敏感而脆弱的常人”，最後變成了一種極為微妙鬱結於心的怨怒。20210920保利國際影城天安門店

就像是看了兩小時的dailies。赫爾佐格名言“we’re filmmakers, not garbage collectors” 送給本片。 @萬達CBD

導演或許試圖找到至今仍然相信奧姆真理教的原因，但是無論是紀錄片，語言，父母，回憶，祖母，逃生，鏡頭，受害都是軟弱無力的，所有的因素，結果無法指向一個具體的原因。除此之外，這個紀錄片可能提供了另外的視角，就是a去信了一個壞教，但是a本人並沒有參與傷害他人的活動，那麼他還有繼續相信的權利嗎？